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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文化与作为千年流动贯穿南北的运河文化，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渊源的齐鲁大地上交织、相融两千多年，它们与儒家文化、孙子文化、泰山文化、海洋文化等成为齐鲁文化须臾不可分离的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鄙人拙见，“黄运两河”融入山东，其传承的文化精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文化精髓之一：铭记“河务、漕运”的“为民造福”精神。黄河文化贯穿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它彰显了“母亲河之爱”、“仁者爱人”、“民为贵”、“抚万民”等思想，传递了“黄河在咆哮”的民生、民主、民怨的祈福和呐喊；运河文化贯穿了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它彰显了以人为本、包容融合、同舟共济、至诚至仁等思想，反映了“国家大计，莫过于漕”（王命岳：《漕弊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46，《户部》）理念以及所表现出的“诚国家永久之利”（《元朝名臣事略》卷二）、“实国家无穷之利”（《明史·河渠志》）精神。康熙扳倒鳌拜夺回大权后，曾经在宫中的庭柱之上刻下了“三藩、河务、漕运”六个大字。康熙认为这三个问题是清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康熙日夜都想处理的问题。为什么康熙会将“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执政的重中之重呢？这不难理解，因为“三藩”已危及到皇权，只有撤藩才能确保皇权的稳固。“河务”，即治理“黄患”；“漕运”，即治理运河。那就关系到“黄河宁，天下平”和“漕运流通，国之大计”的问题了。这反映了康熙帝治国理政、为民造福的决心和胸怀。其实，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规划组织开凿会通河、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在采纳汶上白英之策组织修筑戴村坝和南旺分水枢纽、清朝河道总督靳辅综合治理“黄、淮、运”等“河务、漕运”中，都表现了很高的为国敬业、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靳辅墓志铭》这样评论其一生：“论其大者，而功名尤其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国家，其德泽在生民”（王士祯：《蚕尾集》卷4，《靳辅墓铭志》）。
黄河安澜，运河流通，国泰民安。在山东，泰山北面是黄河，泰山南面是运河，登上泰山，既能观望黄河入海，又能观望运河船帆。这意境告诉我们，办好黄河、运河的事情，就是为民造福，就是国泰民安。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来到日夜牵挂的黄河边。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第一次专程离京视察。10月26日，当列车开近济南城时，毛泽东的双眼紧盯着车窗外的黄河。他觉得，黄河水位似乎比济南城高，又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站在黄河大坝上，问随行的山东省领导同志这里的黄河底，要比济南城里的地面高出多少？当听到要高出6至7米时，毛泽东说：这很危险。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大坝修好、修牢固，千万不能出事。登上泺口大坝，当地一位陪同干部向毛泽东介绍：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堤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毛泽东听后说：“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并一字一顿地对陪同的许世友说：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毛泽东在走下大坝前，千叮咛万嘱咐的是：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出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
大家对毛泽东关爱人民、为民造福的精神深受触动和感动。七十多年来，山东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弘扬、传承和践行为民造福的精神，确保了黄河安澜，变害为利。
文化精髓之二：“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千百年来传遍神州大地，尤其在黄河流域耳熟能详。这一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治理水患英雄的赞美、崇敬和怀念；另一方面说明大禹为治水顾大家舍小家、不到黄河心不死、治水不成誓不回的精神已传承千秋万代。1959年，毛泽东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并说如有可能，他就游黄河、长江。还说与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等骑马从黄河口子沿江而上，一直往昆仑山，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尽管这一计划未能成行，但仍反映出毛泽东坚毅不拔的意志和气质。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大禹治水”精神，在开凿山东运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汶上官泉老人、被毛泽东称作“农民水利家”的白英，他的治理“水脊”的建议被明朝工部尚书宋礼采纳后，他便率民众艰苦奋斗施工8年，创建了戴村坝和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由于操劳过度，当工程告竣，白英随宋礼赴京复命时，于德州桑园呕血而死，年仅56岁。被称为“泇河三公”之一的河总舒应龙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主持开挖微山湖东韩庄新河（泇运河上游段），奋战三年；“三公”之二河总刘东星于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循韩庄运道，凿良城、侯迁、台儿庄至万庄河道，工程完成十之三，刘即病故，事遂寝；“三公”之三河总李化龙于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继续循舒、刘两前任未完工程，完成由夏镇的李家口至邳州的直河口泇运河全程。他们前赴后继、“生命不息、治河不止”的精神，被后人赞扬、广为传颂。
这里介绍一位现代版的传承“大禹治水”精神、“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官员型治水专家，他就是曾经担任过东营市委书记、市长的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殿魁同志。李殿魁是从黄河岸、运河边长大的水泊梁山人，他从认识黄、运，到亲近黄、运，到研究黄、运，再到治理黄、运，确实表现出一个山东汉子“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坚韧力和持久力。李殿魁自1962年在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上学时起，至1972年担任莱阳拖拉机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再到1984年任烟台市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22年间他三次踏上黄河三角洲，从对三角洲的神秘感到羡慕感再到责任感。好像命中早已注定与黄河三角洲息息相关、血肉相连一样，198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让他任职黄河三角洲，从东营市委副书记，到市长、市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使自己由局外人变成了黄河治理的行家里手；由门外汉变成了治水的专家型领导，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专家市长”“专家书记”“黄河书记”等。用前任国家石油部长康世恩表扬李晔和李殿魁的话说：你们以泱泱大河的民族气派治理黄河，愚公挖山不止，你们就挖泥不停，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退休以后，李殿魁仍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以80多岁的高龄在“黄河战略”和“运河穿黄”等治水问题上贡献余热，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方案和建议，被行内称为“齐鲁治水不老松”。
文化精髓之三：科技治水的“守正创新”精神。科技治水是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的鲜明特征，守正创新是科技治水的精神支撑。《国语·周语下》说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论语·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都是说大禹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治水理念，开挖沟渠，疏导川流积水，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这是最早的用守正创新精神治理黄患和开凿人工运河的文字记载。历史上在山东地段上开拓创新科技治水的事例枚不胜举，如：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水“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复遗漏之患”（《后汉书·王景传》），使千年无患，造就了隋唐盛世；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郭守敬治水开凿济州河、会通河，“截弯取直”“令四海之水相通”（《元朝名臣事略》），造就了南北沟通的京杭大运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贾鲁治水“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元史》），后人为纪念其功绩称山东、河南各一条河为“贾鲁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宋礼依白英之策“引汶入运”，筑戴村坝，建南旺分水闸，达到“水如人意”（《行水金鉴》卷121，引《治水筌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朱衡开挖南阳新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泇河三公”开凿泇运河“避黄行运”，确保黄河以南的济宁段和枣庄段运河至今仍保持通航能力；明朝潘季驯四任“总理河道”，治水创造“束水攻沙”方略，为治理“黄、淮、运”辟出一条新路，为后人所遵循；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与“布衣”陈潢一同治水发明“开引堵决法”、“放淤固堤法”，主张“源流并治”，是黄河河口导疏工程的最早创意者……至20世纪80年代，黄河三角洲李殿魁带领的专家团队总结前人积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黄河河口实际，提出“工程疏导、疏浚破门、巧用潮汐、定向入海”的河口治理十六字方针，从而让黄河达到“河口畅、下游顺、全局稳”的效果。黄河治理、运河开凿，从来都是时代产物，它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但它所体现的守正创新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
“守正创新”源自于军事家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孙武认为，一般作战，总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老子《道德经》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就告诉我们，黄河文化、运河文化与其他中华文化一样，向来有“创新”的特质，一直在不断变化中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但中华文化的本体核心始终被谨守传承，从未偏离“正道”，“奇正相生”（《孙子兵法·势篇》）正是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一个重要因素。运河文化之“正”，就是“朝天子”、利漕运，即运河“跟着首都走”“伴着漕运行”；运河文化之“奇”，就是顺势开河、引水济运、借水行舟、治患保漕。黄河文化之“正”，就是遵循黄河的自然规律，按照水到渠成的流经，亲“黄”、保“黄”、治“黄”；黄河文化之“奇”，就是因势利导、因河制宜、趋利避害、变害为利。这种“守正创新”的规则，就是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带给我们的思想内涵、精神力量。
文化精髓之四：舍我其谁的“跳进黄河”精神。“跳进黄河--洗不清”，不仅是一句成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治黄问题上，历来存在堵派与疏派、建坝派与拆坝派、沙派与水派、河口治派与不治派、区域派与流域派、传统派与非传统派，等等，经常是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时真是跳进黄河说不清。400多年前，明朝围绕开凿泇运河是“借黄行运”还是“避黄行运”，争论了30多年，最后以“避黄行运”结束了“泇河之议”。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跳进黄河”才说清的啊！其实，“跳进黄河”的精神，不是天生具有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他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气魄和舍我其谁的境界。古希腊流传一句名言，叫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中国流传一句名言，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跳进黄河”的精神可以说是这两句名言的同义语。
古往今来，管理“河务、漕运”的官员，也是备受争议的，如果没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也是很难“跳进黄河”的。明朝水利家潘季驯就是一个实例。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为进士。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工部尚书朱衡共治河。次年同开复镇新河，因母忧去职。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复任河总。次年河决邳州，以运船失事免职。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总理河道，又改总理河槽，提出治理黄淮运综合计划。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第四次出任总河，七年后即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卒，时年75岁。潘季驯四任总河，前后长达27年。他创造的“束水攻沙”理论，成效颇著，使黄河平静数年。试想，如果潘季驯计较27年坐一把椅子、贪图功名利禄、怕遭非议“洗不清”，他能够做到四次“跳进黄河”吗？更不可能创造出流芳百世的“束水攻沙”成果。我在一本书（张中海、周洪成:《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的归宿》，齐鲁出版社2014年版）上看到这样一个情节：1986年5月3日，也就是李殿魁打点行囊，准备赴任黄河三角洲的前两天，胜利油田党委书记兼东营市委书记李晔正在做检查，这个任何困难面前都不曾低头、不肯认输的铁打的汉子，涕泪横流，泣不成声。上任前的李殿魁处于这么一个尴尬境地，该做何感想和抉择呢？他清楚地知道，李晔在“第二个大庆”规划中下决心下本钱，并非如上头所说“乱花钱，乱投资”。但他此时赴任黄河三角洲是否执迷不悟呢？实话说，李殿魁此沈阳代妈合同次任职不是升擢，也不是什么肥缺，更绝对不会有安逸或光宗耀祖的可能性。这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也得跳啊！即便是个火坑！即便是个深渊！”“风云起伏寻常事，放眼沧海破浪船”，李殿魁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既来之则安之不舍弃的坚定信念。
文化精髓之五：同舟共济的“保卫黄河”精神。毛泽东说：“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在山东，“保卫黄河”不仅仅是家喻户晓的歌曲，更是保护黄、运河道，保护黄、运生态，保护黄、运文化遗产的实际行动和所体现的“保卫黄河”的精神。山东处于黄河下游至尾闾。黄河从河南兰考进入山东省东明县入境，呈北偏东流向，经菏泽、济宁、泰安、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滨州、东营等9市23县（市、区），在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628公里，流域面积1.83万平方公里。山东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枢区位、水脊地位、咽喉部位、文化高位，它由北向南依次流经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5市18县（市、区），支线延伸到菏泽市，全长963．5公里，其中古运河643公里。德州、聊城、泰安、济宁、菏泽属于黄、运交叉区域。
长期以来，山东人民在“保卫黄河”的“大合唱”中谱写出彩的齐鲁篇章，尤其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治水患防干旱、黄河滩区安澜、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等方面，成效更为突出。目前，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生态湿地，现有野生鸟类368种，其中38种数量超过全球1%，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作为承担黄河大部分“悬河”的省份，特别是东明县高村以上河段“二级悬河”虽然形势严峻，但保持长久安澜；黄河滩区60万人民群众通过外迁、筑堤保护、就地就近筑村台、脱贫攻坚等措施，基本实现了“安居梦”、“致富梦”；“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和黄河尾闾利津出土文物等得到了完善保护，等等。山东人民在“保护运河”的“三带”（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建设中打造齐鲁文化高地，尤其在深入挖掘齐鲁运河文化思想精髓和保护齐鲁运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贡献更为突出。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所列的物质遗产中，运河山东段共有河道8段，水工遗存、运河附属建筑15处，河道总长度186 公里。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道类18处；水工设施类56处；运河附属遗存5处；湖泊/水柜/泉有南四湖、南旺湖遗址等8处；运河相关遗存有17处，等等。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黄河一直体弱多病，运河也一直处于半身不遂状态，我们保卫黄河、保护运河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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